有这样一则小故事……相传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一天，特地宴请他的开国功臣们。席间，朱元璋拿出一只九龙杯对大家说：“卿等与朕南征北战，纵横沙场，功绩高小，尔等自知，朕今日亲自斟酒赐饮，尔等可视自己功劳多寡定斟酒长短。”说完，令徐达第一个上前领赐，徐达一来好酒贪酒，二来自恃功高，竟让朱元璋把杯的酒斟得满溢。谁知他刚端起九龙杯，杯中酒竟泄漏光了。而其他人喝这杯酒，只要不斟满，则可尽得甘醇。众人百思不得其解。朱元璋笑着说：“此乃景德镇御器厂专奉朕命所造的九龙公道杯，古人曰：谦受益，满招损。众爱卿今日一试，其公其道，以为如何？！”九龙公道杯的奥妙，就在于运用了虹吸的原理。 一只杯显示了古代瓷工的聪明才干，几代人情萦瓷业，仍是用那心血倾注的……
从嘉靖朝开始，景德镇实行“官搭民烧”的制度，民窑无偿为官窑搭烧瓷器，好的上交，次品留作民用，这虽说是官窑剥削民窑的一种方法，但民窑瓷器质量因此明显提高，官窑专用的“回青”料得以流向民间，但期间种种优劣只能说各有好处。
“官搭民烧”的制度，是御器厂对民窑进行盘剥的一种方式，明政府每年所要烧造的瓷器，在形式上也有一个额定的数字。从宣德年间开始，以工部所属的营缮所来管理工匠，御器厂在政府系统应该是属于工部营缮所管辖的，每年通过工部颁发的烧造瓷器的额定任务，称作为“部限”。但是，在部限以外，往往由于宫廷的需要又临时加派烧造任务，这种额外的加派称为“钦限”。
嘉靖以后，瓷器烧造数字激增，御器厂一般只烧造部限的任务，而所谓的钦限任务，则采用官搭民烧的办法，分派给民窑完成。民窑根据派给的任务烧造，成器后，要经过御器厂挑选，并且百般挑剔。如果民窑无法烧造或者挑选者认为不合格，因此不能完成任务时，那么御器厂会将它自己烧造的器物高价卖给窑民，让窑民用这些买来的瓷器再上交给御器厂已完成钦限。
在名义上，官搭民烧，也是要给付工钱的，但是低的可怜。例如，御器厂自己烧造的大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八两八钱；二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八两，但定给民窑，即使经过民窑的力争，也只给大样缸每口银二十三两，二样缸每口银二十两。在烧造青花瓷时，由于民窑没有上等的青料，必须出钱购买，而內监则又以用“以低青给诸窑，追呼其值”的手法来榨取。
景德镇的民窑，遭受到这么多的封建盘剥和压制，必然大大阻碍了瓷器生产的发展。
御器厂的封建特权和落后的生产管理，不仅影响了民窑生产的发展，而且本厂瓷器成本极高，运输徭役繁重，给景德镇以及附近州县乃至江西全省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由于御器厂对瓷器的挑选极严，凡上解的御器大多要“百选一二”，龙缸、花瓶之类“百不得五”，因此景德镇实际的烧造数比上解数字不知道要超出多少倍。就但是来说，每件瓷器的耗费，已和银器的价值相近。万历二十八年，工料给事中王德宪说：“瓷器节传二十三万五千件，约费银二十万两。”可见每件瓷器的平均烧造费约为白银一两。而嘉靖朝好多年都在十万件以上，则每年的烧造竟高达十万两左右。
景德镇所在地的饶州府，劳动人民为御器厂所负担的耗费远不止此，当时，每逢大量烧造御器，宫廷总是指派太监为督陶官，他们和地方官吏相互勾结，对人民进行百般勒索。这些太监从京城出来到景德镇，一路骚扰，在御器厂更是百般苛求，为害甚烈。
御器厂的封建统治，明朝政府对景德镇制瓷工人和饶州府各地农民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必然要迫使广大劳动人民起来斗争，以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当时的景德镇就多次激起了以瓷工为主的反封建斗争。
但御器厂凭借帝王的威势，汇聚了大批的能工巧匠，占用了最好的陶瓷原料，烧制出了传世的青花彩瓷，硕大的瓷龙缸和具有高超技巧的薄胎瓷。尤其是青花釉下彩绘的发展，成为当时瓷器的主流，而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更负盛名，被称为我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所以，世人无不惊叹：“有明一代，至美瓷器，莫不出之景德镇。”
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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